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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啊摇篮里的中央幼儿园,央视电视剧啊摇篮

来源:编辑整理 时间:2023-02-22 01:24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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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啊摇篮里的中央幼儿园

电视剧啊摇篮里的中央幼儿园

  电视剧啊摇篮里的中央幼儿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众多主旋律影视作品陆续播出,其中一部革命历史剧于近日引发广泛关注,不同于以往同类型作品,该剧的主人公们不是冲锋在前线的战士,亦不是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而是一群托儿所的保育员阿姨。

  她们的革命任务,则是保卫一群特殊的娃娃们,让他们吃饱穿暖,健康成长。

  这部剧就是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电视剧《啊摇篮》,通过聚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中央托儿所从成立到成功大转移的伟大历程,展现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爱和信念所带来的的温暖力量。

  保育员们带孩子们玩耍。

  另一片战场呈现温暖与力量

  回首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每一个为革命奉献一生的人都深深感染与感动着我们,每一场拼尽全力的战斗都令我们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电视剧《啊摇篮》此次将目光对准革命后方战场的保育事业,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托儿所,众多革命工作者为保护红色血脉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

  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却值得被每个人了解与铭记。

  《啊摇篮》的主人公们虽然没有经历前方战场的战斗搏杀,却依然展现出不输其他革命者的激情与力量。

  在新近播出的剧情里,幼儿园暴发了多种传染病,孩子众多,极易交叉感染,为避免情况更加严重,中央医院护士长沈元晖与丑子冈带领众人对孩子们没日没夜地照顾,在保育员人手匮乏的情况下,也严格按照隔离要求给碗筷消毒、全部清洗孩子们睡过的被子、用流水给孩子们洗手,并且严格执行了对患病孩子的隔离制度。

  即使条件简陋,工作量倍增,保育员们却毫无怨言,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团结一致的努力战胜疫情。

  可以说,在艰苦卓绝的保育工作中,丑子冈和保育员们所承担的是母亲与教师的双重责任,她们不仅有与生俱来的善良与博爱,更有着身为革命工作者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坚定信仰。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孩子们,守护着革命的希望,用所有的温暖与爱,为那段峥嵘岁月注入了不一样的革命力量。

  《啊摇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换一种视角让现实与历史对话

  对于那一代革命者来说,在那样艰苦与艰难的环境中,坚持革命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啊摇篮》中丑子冈对此的思考是:自己这代人并不一定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甚至不一定能看到革命的胜利,但只要孩子们还在,希望就在,革命者就有了值得为之奉献的目标——那就是给孩子们开辟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因此,对于中央托儿所的每个保育员来说,保护好每一个孩子是她们的使命,一切为了孩子是她们的信仰。

  保育员们要保护好每一个孩子。

  电视剧《啊摇篮》独具一格的一点则在片尾,每一集末尾都会呈现一段曾在中央托儿所当过保育员或经历过托儿所生活的亲历者的采访,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时隔几十年,年迈的他们依然能够将过去的经历娓娓道来,可见那段艰难岁月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刻骨铭心,这些宝贵的采访也使得剧集更加震撼动人。

  真实的故事永远充满生命力与感染力,电视剧《啊摇篮》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筑起了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对话桥梁,让当下观众看见革命后方战场不一样的战斗,让我们记住当下的幸福生活有赖于先烈们的无私奉献,更激发我们每个人要铭记并发扬摇篮精神,勿忘初心,奋斗前行。

  为什么叫洛杉矶托儿所

  革命历史剧《啊摇篮》近日引发广泛关注。

  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该剧5月4日一经播出,收视热度和讨论热度不俗,成为同时段剧集中的人气热剧和口碑佳作。

  该剧将目光对准了革命后方战场的保育事业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托儿所,众多革命工作者为保护红色血脉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

  《啊摇篮》剧照

  再现历史,中央托儿所走进观众视野

  红船杂志了解到,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创作展播活动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陕西省广播电视局重点跟踪项目,革命历史剧《啊摇篮》选择了根据抗日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改编,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保护革命后代,丑子冈接受中央委托,在延安成立中央托儿所,带领一批革命者开启保育革命后代的传奇故事。

  1939年下半年,为了让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安心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

  原为中央书记处的驻地蓝家坪半山腰上的八九孔窑洞,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诞生地,丑子冈被任命为首任所长。

  据党史资料记载,中央红军于1935年长征抵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由林伯渠任主席,下设教育厅,专门负责边区的教育事业。

  随着大批青年为了投身抗日救亡,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延安的新生儿数量开始增加。

  最初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革命者的后代大多寄养在老乡家中,但因百姓对育儿知识的缺乏导致幼儿发育不足,甚至因忙于农活,将孩子拴在炕上,边上放上一碗米汤,便不管不顾地下地干活去了,尿布湿透了也不及时更换,甚至满头秃疮,长满虱子。

  这样的育儿方式不但导致了幼儿成长不好,甚至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也直接影响到了边区干部和将士的革命情绪,使得无法全心的进行战斗和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女进行集中养育便成为了形势所需。

  1940年丑子冈和傅连璋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将中央办公厅的六孔窑洞作为场地,并调曹和静等几名年轻女同志为保育员,中央托儿所便在这样仓促之中在兰家坪的山坡上建立了起来。

  中央托儿所三位负责人(左起:沈元晖、傅连璋、丑子冈)

  因为条件有限,陕甘宁边区不可能与抗战大后方的儿童保育院一样,大量地对社会上的流浪儿童进行收养,只能优先对干部子女进行教养。

  当时在延安市区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聚集了5-7万的常住人口,除了原有居民外,大多数都是需要吃公家粮的干部将士以及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当时,要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保证这些人的日常供应和开销已经十分困难,因此只能在保育工作开始之初优先照顾党政机关子女、抗战遗孤。

  后来在中央的支持下,托儿所保育队伍得到充实,窑洞也扩大到了20多孔,入托的幼儿也增加到了几十个。

  这其中就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等。

  抗日名将子女多也成为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的一大特色。

  而中央托儿所首任所长丑子冈也成为了孩子们口中亲切的丑妈妈。

  曾改名洛杉矶托儿所,成为马背上的摇篮

  红船杂志了解到,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

  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组织,1938年成立)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

  这些物资几经磨难,翻越沟沟壑壑,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

  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

  随着战争的扩大,托儿所里的孩子也逐渐多起来。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托儿所提前撤离。

  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尽可能为孩子们准备舒适一些的行军用品。

  托儿所1946年撤离延安,1949年到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始终处于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走,辗转于千沟万峪、崇山峻岭之中。

  百十幼儿大不过六七岁,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48年春天,这一队马背上的摇篮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在这里,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有的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

  1949年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而在延安兰家坪这块曾经发生了无数感人故事的红色热土,在马背摇篮北上47年后,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被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丑妈妈去世后,周总理为其写挽联

  《啊摇篮》的热播,让观众对剧中的主人公丑子冈记忆深刻,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被唤作丑妈妈的所长丑子冈更是一位传奇的革命妈妈。

  从延安中央托儿所的初创到1949年进入北京,丑子冈一直生活在这个托儿所,直到1963年3月离世。

  当年的一位保育员严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写下了自己对丑子冈最初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几位姐妹同时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戴一顶灰色的军帽,剪齐耳短发,就如人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女八路一样。

  她的容貌并不好看,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眨巴眨巴的,撅着个嘴,讲一口湖南话。

  她每天都会到班上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经常教育我们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丑妈妈与她的孩子们

  另一位当年的保育员周桂枝也曾回忆,自从当了中央托儿所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

  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

  让周桂枝最难忘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丑子冈带领大家东渡黄河的事。

  她时而在前面探路,时而在后边收尾,跑前跑后,指挥队伍行进。

  她每天和大家一起照看孩子,每到一处,就先安排好孩子的吃住,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到各班检查。

  她三岁的小女儿(丑松亮)也在托儿所,她从不多照看一眼。

  由于过度的劳累,丑子冈又黑又瘦。

  丑子冈,湖南省长沙市东边乡俞家岭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

  她15岁考上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她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到了江西。

  在江西,丑子冈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初在江西,她由陈少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由江西到延安。

  在延安做过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的干事、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的护士,还当过中央医院合作社主任。

  她从事幼教工作是1939年到延安,中央成立托儿所工作开始,一直到她1963年去世为止。

  1954年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丑子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丑子冈仍在想着尽量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情,朋友、领导、同事、孩子都劝丑子冈好好休息,丑子冈总是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做一点,是一点。

  1963年2月底,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的丑子冈躺到了病床上。

  党组织要求尽一切可能为丑子冈治疗。

  我的病治不好了,别浪费国家的钱了。

  我辜负了党的期望。

  据医师说,我的癌细胞正转移到骨头里去了。

  我死后不用棺葬,也不用火葬,只求把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让他们解剖、研究。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离别人世后的一点贡献……

  临终前,丑子冈把大儿子叫到床前,交代说:我死后你代我把最后一月的全部工资,交给园党委,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办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我箱底下有一套旧军装,请人翻个面,让我穿上。

  1963年3月2日,丑子冈因病逝世享年58岁。

  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为她题写了挽联。

  女儿丑松亮在母亲去世30多年后回忆说,妈妈若不是那样拼命工作,不至于死得那么早。

  丑子冈还有多次机会改行、提干,可她哪儿也不去,她离不开孩子,她把一切都给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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